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
--- 先秦·诗经 周颂·清庙之什 清庙
【注】《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
【按】清庙一章八句。《毛诗注疏》：
◎清庙之什诂训传第二十六周颂谱《周颂》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诗。其作在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之初。○正义曰：言致太平德洽，即成功之事。据天下言之为太平德洽，据王室言之为功成治定。王功既成，德流兆庶，下民歌其德泽，即是颂声作矣。然周自文王受命，武王伐纣，虽屡有丰年，未为德洽。及成王嗣位，周公摄政，修文王之德，定武王之烈，干戈既息，嘉瑞毕臻，然后为太平德洽也。《书叙》“既黜殷命”之后，云“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王命唐叔，归公于东。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摄政之初，嘉禾生也。《书传》曰：“三年践奄。”《多方》曰：“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自此之后，无复征伐。《易》注云：“行诛之后致太平，自三年数也。故四年之封康叔，因欲营洛，以观民心。”《康诰》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是德洽及民之事也。故《书传》曰：“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将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烈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书》曰‘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此之谓也。”如《书传》此言，则周公以三年太平即应作礼乐，但为优游之故，至六年乃作。其礼乐自优游未作，颂声乃人志所为，制礼之前，颂已作矣，故《周礼·太师》“教六诗，六曰颂”。《乐师》“帅学士歌彻”，谓歌《雍》也。制礼之时，得取颂诗为乐，是制礼之前有颂也。制礼之后，民俗益和，明颂声乃作可知，故总云：“其作之时，在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之初也。”史传群书称“成、康之间，四十馀年，刑措不用”，则成王终世太平。正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初，礼乐新定，其咏父祖之功业，述时世之和乐，宏勋盛事已尽之矣，以后无以过此，采者不为复录。且检《周颂》事迹，皆不过成王之初，故断之以为限耳，不谓其后不得作颂也。故曰“成、康没而颂声寝”，不废康王之时乃有其颂，但今诗所无耳。雅不言“周”，颂言“周”者，以别商、鲁也。《周》盖孔子所加也。何则？孔子以前，六诗并列，故太师教六诗，是六诗皆别题也。《书叙》列《虞》、《夏》、《商》、《周书》各为一科，当代异其第。则《诗》本亦当代为别，《商颂》不与《周颂》相杂为次第也。周诗虽六义并列，要先风、雅而后颂也。见事相因渐为，《商颂》不得在《周颂》之上，闲厕之也。《商颂》自以配乐，当如乐，贵者用前，贱者用后，不可以先伐之颂，在后代之下，必是独行为一代之法。《国语》曰：“有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若在周诗之中，则天下所共，不须独校于周之太师也，明不与周诗同处矣。商既不杂于周，不须有所分别，则知孔子以前未题周也。孔子论《诗》，雅、颂乃次鲁、商于下，以示三代之法，故《鲁谱》云：“孔子录其诗之颂，同之王者后。”《商谱》云：“孔子录诗，列之以备三颂。”是《商颂》者，孔子列之于《诗》末也。既有商、鲁须题周以别之，故知孔子加周也。颂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此之谓容。于是和乐兴焉，颂声乃作。○正义曰：此解名之为颂之意。颂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状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尧典》文也。《左传》：“季札见舞《韶箫》，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焘，如地之无不载。’”是所据之文也。《尚书》说尧之德也，《左传》说舜之德也。帝王之德，当为优劣，此引尧、舜之事以言周者，圣人示迹不同，所遇异时，故号有帝王，为优劣之称。若乃至诚尽物，前圣后圣，其归一也。故《中庸》说孔子之德，亦云“无不覆焘，无不持载”，明圣人之道同也。“噫嘻成王，既昭假尔”。《书传》说越常之译曰：“久矣，天之无烈风淫雨。”《中候·擿雒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钦惟皇天，顺践祚即摄七年，鸾凤见，蓂荚生，青龙御甲，玄龟背书。”是周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事也。言颂声者，诗各有声，故《公羊传》曰“什一而税，颂声作”是也。此颂声由其时之君德洽于民而作，则颂声系于所兴之君，不系于所歌之主，故《周颂》三十一篇，左方中皆以为周公、成王之颂也。以其虽咏往事，显祖业，昭文德，述武功，皆令歌颂述之，以美今时，不为祖父之颂矣。但祖父之功，由此以显，显其父祖之功，所以颂子孙也。故《时迈》之等，尽为武王之事，要归颂声于周公、成王也。若然，《清庙》祀文王，《执竞》祀武王，非文、武之颂。而《那》祀成汤，《烈祖》祀中宗，《玄鸟》祀高宗，即为所祀之王颂者，颂既治平而兴，文、武虽有盛德，时未太平，不可为颂。成王致太平，乃有颂，虽祀文王、武王，皆歌当时成功，告其父祖之神明，故《周颂》祀文王、武王者，皆非文、武之颂也。若殷之三王，既中兴受命，本皆太平，明生时自有颂声，但《商书》残缺，无以言焉。今死而作颂，故系于所歌之王。因此而谈，不废成王崩后，亦有追颂，或本不录，今《诗》无耳。祖父未太平，而子孙太平，颂声之兴，系于子孙，《周颂》是也。祖父未太平，而子孙未太平，则所颂之诗，系其父祖，《商颂》是也。若父祖子孙俱太平，作颂于子孙之时，论父祖之事者，则所系之主，由作者本意，无定准也。颂者，述盛德之容，至美之名，因此复有借其美名，因以指所颂者，《駉》颂僖公是也。止颂德政之容，无复告神之事，以位在诸侯，不敢辄作，虽非告神，又非风体，故曰“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也。然《鲁颂》之文，尤类小雅，比于《商颂》，体制又异，明三颂之名虽同，其体各别也。此《周颂》所颂之事，多在成王即位之前，今检其作之早晚前后，亦参差不同。案《赉》序云：“大封于庙也。”笺云：“大封，武王伐纣时，封诸臣有功者。”宣十二年《左传》：“昔武王克商而作颂：‘载戢干戈，载櫜弓矢。’又作《武》，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其文在《时迈》与《般》叙、《武》、《赉》、《桓》也。而《桓》说武王伐纣之事，《时迈》与《般》序言巡守。案《康王之诘》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注云：“独举侯、甸、男、卫四服者，周公居摄六年，制礼，班度量，至此积三十年，再巡守，馀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国远，既事遣之。卫服前冬来，以王有疾，留之。”如郑此言，以摄政六年，而六服咸在，以为年端，则成王即位后十年乃巡守，是为摄政至成王之初无巡守也，明《时迈》与《般》，武王时也。此四篇皆武王时事也。《闵予小子》、《访落》、《敬之》三篇序云“嗣王”，经称“小子”，是成王除丧嗣位，未改丧中之称，摄政之前事也。《有客》“微子来见祖庙”，笺云：“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命微子代殷。后既受命，来朝而见也。”《尚书叙》微子之命在诛、管蔡之前，则微子来见，摄政二年之事也。凡此八篇，事皆在太平之前也。《雍》禘太祖，以鲁礼言之，武王以成王年十岁十二月崩，则成王年十三祫于武王之庙，年十四禘于群庙，乃年十七摄政，三年而祫，至五年而禘。《雍》于《周礼》彻而歌之，则事在摄政六年之前。而摄政五年及成王十四时俱有禘，检其篇中，二者无以可明，而《雍》笺云“得天下之欢心”，似五年之事也。《维天之命》“太平告文王”，笺云“告太平者，居摄五年之末”，则亦五年之事也。《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谓在洛邑也。《孝经》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然则朝诸侯、郊祀皆摄政六年所为。而《清庙》“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我将》“祀文王于明堂”，《思文》“后稷配天”，皆六年时事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不指年月，而郊祀，周公所定，《思文》颂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言感生之帝佑及后世，以事相况，盖与《思文》同时也。《振鹭》“二王之后来助祭”，笺云：“二王，夏、殷也。其后，杞也，宋也。”微子摄政二年始为殷后，独来见于祖庙。杞本先封，不当与宋俱至。今二王之后并来助祭，则在《有客》之后也。杞、宋异服，不应并朝，盖亦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时，与天下俱至，则《振鹭》亦六年也。或者杞、宋一国，亦得云二王之后，如是，则其时不可知也。《酌》“告成《大武》”，亦六年之事，故笺云“其始成，告之而已”是也。既告，当作之以观其和否。《有瞽》始作乐而合于太祖，云始作，明既告之后，合而观之即告也。即告合，各有礼于庙，以乐初成，所以合而作之，故曰“既备乃奏，肃雍和鸣”，亦为六年时事也。朝明堂之时，诸侯及二王之后皆未去，故云“我客戾止，永观厥成”。以此考之，事相符合也。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则《大武》之乐当奏之矣。而《酌》笺云“归政成王，乃后祭于宋庙而奏之”者，以周公之作礼乐，主为成王，故据成王而言之，不言摄政之时已奏《大武》，则《武》诗之作，其时未可明也。《载见》笺云“诸侯始见君王”，谓见成王也。《小毖》曰：“予其惩而。”笺云：“我其创艾于往时矣。”皆成王即位之初也。《烈文》“成王即政”，检成王除武王之丧，周公未摄之时，与周公致政之后，二者皆为即政。若除丧之时，事宜与《闵予》同时，而《闵予》三篇，与群臣谋事，称“未堪家多难”，有求贤自退之志。今《烈文》之篇，申敕诸侯卿士，以赏罚为己任，亦宜为归政之后，成王即位之初也，故服虔注《左传》亦云“《烈文》，成王初即洛邑，诸侯助祭之乐歌”是也。其《维清》叙皆得为武王之事，俱叙云“奏”者，容周公、成王时，所奏述其事而为颂，故不可必定也。《噫嘻》曰“既昭假尔”，《臣工》曰“迄用康年”，《丰年》曰“多黍多稌”，《载芟》曰“万亿及秭”，《良耜》曰“其崇如墉”，《潜》曰“潜有多鱼”，言丰年物多，以告神明，是论太平后事，但不知摄政三年之后定指何年耳。《天作》“祀先王先公”，事与《天保》“于公先王”文同，以礿祠烝尝类之，是为时祭。《执竞》“祀武王”，说武王生时之功。《丝衣》“绎宾尸”，说绎祭得礼之宜，推检无以知其早晚，以祭乃绎是告神之作，亦宜其太平之年事也。所检止知其事之早晚，而作者当时不必皆为。有事先而后作，有事后而先作者，不可以事定其作之时也。此云“颂声乃作”，则颂自民之歌谣，而《外传》引《思文》、《时迈》，皆言周文公之颂，所以周公之时，还得自颂者，以周公摄政，归功成王，歌其先人之功，事由不涉于己，故得自为。风、雅比篇，既有义理，颂亦当有也。《武》，武王之事，不为颂首，不以事之先后必为次矣。《雍》作于制礼之前，而在《烈文》、《清庙》之后，又不以作之先后为次矣。《礼记》每云“升歌《清庙》”，然则祭宗庙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于《清庙》，故为《周颂》之首。文王受命，为王者之端，武王即因其业，且俱为圣人，令父先于子，故颂以文王为首。其事盛者在先，所以先《清庙》也。次以《维天之命》者，言文王德与天同，溢于后世，周公收其道以制法，告其庙以太平，盛之次也。文王既道可为法，政致清明，故武王象其伐事，以制歌乐，故又次《维清》也。道既可法，诸侯当法而行之，故次《烈文》也。道为诸侯所法，可以祭祀先祖，故次《天作》也。人本于祖，推以配天，既祀于庙，又当郊天柴望，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将》、《时迈》也。虽告祭之歌，说武王能持强道，为神降福，故次《执竞》也。武王之持强道，致牟麦之瑞，由后稷之功，故次《思文》也。由稷以致牟麦，牟麦为丰年之祥，故次《臣工》也。年之所康者，因祈谷而致福，故次《噫嘻》也。以祈谷大事，必有助祭，故次《振鹭》也。助祭得礼，以致年丰，当以报祭，故次《丰年》也。既获年丰，天下和乐，故合诸乐，奏而听之，故次《有瞽》也。既和乐年丰，万物得所，信及潜逃，故次《潜》也。既乐作鱼多，可以告神祭祖，故次《雍》也。说诸侯助祭之事，而诸侯之来朝有礼，故刺《载见》也。既朝祭得礼，则主所爱敬，故次《有客》也。以诸侯之来见，奏乐以示之，使知一代之功德，故次《武》也。《武》，武王之大事，周之最盛者也，但周推文德，以先文王，则武王为子道，故《武》诗不在《周颂》之初，故《礼记》每云“升歌《清庙》，下管《象》”，《象》谓《武》也。子道而在堂下，示上下之义。《武》诗主歌武王之功，而未致太平，王崩子幼，朝庙谋事，群臣进戒，故次《闵予小子》、《访落》、《敬之》也。先朝庙而后咨谋，君访问而臣进戒，事之次也。臣既进谋，君又求助，故次《小毖》也。既谋事求助，致敬民神，春祈秋报，故次《载芟》、《良耜》也。社稷虽国之贵神，卑于郊宗告祭，故次《时迈》之后，以所歌皆民事，非先王之盛德故也。既年丰民安，所以祭祀。祭则有明日之绎，以致胡考，故次《丝衣》也。天下所以年丰寿考，本以文王得用师之道，武王克定厥家，封功臣，陟四岳，祀河海，故次《酌》、《桓》、《赉》、《般》，以为和乐之终焉。《周颂》皆太平之歌，所论多告神之事，篇多而事相类，所次意不似风、雅。观其大归，《清庙之什》陈文、武盛德，郊宗柴望配礼之大者。《臣工之什》言助祭祈报合乐，朝见事劣于《清庙》。《闵予之什》伤家道之未成，创往时之祸难，又陈绎告之末祭，类祃之小礼，比《臣工》又差劣焉。大率《周颂》之次，虽其中有曲而变，要以盛者为先。《般》与《时迈》同为巡守，《般》非告祭之文，无明昭震叠之威，故同时而不次也。且社稷以祈报比篇，嗣王缘事义相类，郊宗由大礼类聚，绎祃为末祭群分，观此则次有义矣，可以粗论难以精悉也。《礼运》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正义曰：以颂者，告神之歌，由于政平神悦所致，故说政从神，下歌以报神，所以为颂之意，引《礼记》以證之。言藏身者，郑云：“藏谓辉光于外而形体不见，若日月星辰之神。”言日月星神有光辉，形藏于中而不可见，犹人君施政教，身藏于中而不可害，犹日月星辰然。○是故夫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正义曰：既言藏身由政，又本政所由出，言“是故”，乘上文为势也。以天为神之尊者，故先之本之者，即殽以降命也。殽之言效。郑云：“效天之气，以下教令。天有运移之期，阴阳之节也”，若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皆效天也。○命降于社之谓殽地，○正义曰：郑云：“谓教令由礼下者也，社者，土地之主。土会之法，有五地之物生。”此则教令本下于社，是谓效地之宜以下者也。教令由社，而云效地者，以社，五土之总神，为土地主也。《大司徒职》曰：“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宜皂物，二曰川泽宜膏物，三曰丘陵宜核物，四曰坟衍宜荚物，五曰原隰宜丛物。”是地有山川高下，物生各有所宜，人君当效之，亦顺合所宜而任之。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之类，所效亦多矣。以上文因“政者，君之所以藏身”，即云“政必本于天”，既云本天，遂从天向下而言，故云“殽以降命”，则云降命者，自人君降之于民也。故郑云“效天之气，以下教令”，是君下之于民也。社庙以下，因前文亦政之所本，据今教令本之由于社庙，则所云降者，皆从社庙降于人君也，故郑云：“教令由社下者，由社庙下于人君也。”随文势而互言之，皆神降于人君，君又降之于民也。降于祖庙之谓仁义，○正义曰：郑云：“谓教令由祖下者。《大传》曰：“自祢率而上之至于祖远者，轻仁也；自祖率而下之至于祢高者，重义也。”是祖庙有仁义降于人君，人君法之下于民。○降于山川之谓兴作。○正义曰：郑云：“谓教令由山川下者。山川有草木禽兽，可作器物，供国事也。”言山川有材用，可以兴作器物，有此法以降人君，人君所效，降兴作之教令于民也。○降于五祀之谓制度。○正义曰：郑云：“谓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门、户、灶、行之神。”中霤谓室也。室及门，户、灶、行，人之动作所由为，皆有制度。是五祀有制度以降人君，人君所以下于民为之制度也。上栋下宇，起自黄帝；有室则有门、户矣；行是道涂所由；灶有爨烹之用。则五祀乃大之所为，而云降制度于人君者，以五祀虽人所为，要理自当有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创为之。既为其器，即立其神，神有制度，故可法象，犹社祀勾龙，庙祭先祖，亦人立之而效之。降命与此同。又曰：“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祖庙，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傧鬼神；五祀，所以本事。”○正义曰：以上教令，皆降于郊社祖庙山川五祀，而此又祭之，见其为取法象焉，故云“所以本仁”，“所以本事”也。祭帝于郊，谓祭感生之帝，容五帝之兆也。天之法象，多不可指其所本，因其天象在上，而祭有处所，故云“定天位”也。祀社，土地之主，土地生物，人所利用，祭之而见有此利于民，故云“列地利”也。物虽资天所生，其见在地，所以将地言之。地之为利也博，故言其利，不言所本也。自祖庙以下不言祭，蒙上祭文，祖庙有仁有义，其仁可以总之。五祀本为制度，而制度兴举，即是事也，故云“本事”。山川亦有所本，因山川为神不明，故云“傧鬼神”。言宾敬山川鬼神而祭之，与本仁本事互见，敬鬼神而本之。又曰：“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焉。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焉。礼行于祖庙，而孝慈服焉。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正义曰：上既言祭群神，此言祭得所之验也，故郑云：“信得其礼，则神物与人皆应之。”百神，列宿也。百货，金玉之属。如此为圣王既法象群神，人君诚心事之，礼行于神，则百神应而受职，百货出而可尽，人服于孝慈，俗正其法则矣。知百神为列宿者，以系天言之，为天之诸神，分宿所主，各守所职，使不僭滥，寒暑节，风雨时，令万物茂，百谷成也。“百货，金玉”者，举金玉言之。祭地得所，地不爱宝，山出器车，地生醴泉，银瓮丹甑金玉，百货可尽为人用焉。又祖庙得所，则民化上，知孝于祖祢，慈爱子孙，而服于君之政教矣。五祀得所，则制度可法，是正法则矣。不言山川者，上既言傧鬼神，则已为礼行矣，故略之。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礼之藏也。○正义曰：以此五者，圣王教令所法象，祭而事之，则神得而事治，义理由此以修饰，礼法从之而出见，是义兴于此，礼藏其中，故郑云：“修犹饰也，藏若其城郭然。”此言圣王之政，法象天地群神之为而为之政，政成而神得其所，神得其所，则事顺人和而德洽于神举矣。功大如此，可不美报乎？故人君必洁其牛羊，馨其黍稷，齐明而荐之，歌之舞之，所以显神明，昭至德也。○正义曰：案今《周颂》郊社祖庙山川之祭，自以岁时之常，非为太平而报，而郑云“功大如此，可不美报”者，人君是群神之主，故曰有天下者祭百神，其祭不待于太平也。但太平之时，人民和乐讴歌吟咏而作颂者，皆人君德政之所致也。以人君法神以行政，归功于群神，明太平有所由，是故因人君祭其群神，则诗人颂其功德，故谓太平之祭为报功也。《时迈》、《般》、《桓》之祭，于时虽未太平，以其太平乃歌，亦为报也。歌之舞之，谓祭神之后，诗人歌之，非谓当祭之时即歌舞也，故《清庙》经曰“肃雍显相”，“济济多士”，“骏奔在庙”，皆是既祭之后，述祭时之事，明非祭时即歌也。但既作之后常用之，故《书传》说《清庙》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泽，尊在庙中，尝见文王者，愀然如复见文王。”是作后每祭尝歌之也。颂之作也，主为显神，明多由祭祀而为，故颂叙称祀、告、泽及朝庙于庙之事亦多矣，唯《敬之》、《小毖》不言庙祀，而承谋庙之下，亦当于庙进戒、庙中求助者。然颂虽告神为主，但天下太平，歌颂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工》、《有客》、《烈文》、《振鹭》及《闵予小子》、《小毖》之等，皆不论神明之事，是颂体不一，要是和乐之歌而已，不必皆是显神明也。今颂，《昊天有成命》、《我将》、《思文》、《噫嘻》、《载芟》、《良耜》及《桓》，是郊社之歌也，其《清庙》、《维天之命》、《维清》、《天作》、《执竞》、《雍》、《武》、《酌》、《赉》之等，为祖庙之祭也，其《烈文》、《臣工》、《振鹭》、《丰年》、《潜》、《有瞽》、《载见》、《有客》、《闵予小子》、《访落》、《丝衣》之等，虽有祖庙之事，其颂德又与上异也。《时迈》与《般》有望祭河岳之事，是山川之祭也。唯五祀之祭，颂无其歌耳。颂为四始之主，歌其盛德者也。五祀为制度常事，非其盛，故无之。群神之中，亦有圆丘之天神，方泽之地祇，五方之帝，六宗之祀，今颂皆无者，以其颂者，感今德泽，上述祖父，郊以祖配，故其言及之。至于圆丘、方泽所配，非周之祖，不可歌之以美周德。五方之帝与六宗，同于天神所配之人，不异于《思文》与《我将》，诗人不为之颂，所以今皆无也。毛氏之义，传训不具，王肃准《鸱鸮》之传而为之说，则周公摄政成王之事年，毛意或如王肃言也。《维天之命》传曰“成王能厚行之”，为成王即政之后事也。成王年十四，周公摄政为元年。摄政三年春朝庙，《闵予小子》之篇是也。《有客》亦周公东征三年之后，来而始封，宜摄政四年之事，以“王来自奄”，非摄政时，与郑异，不可约之为三年中也。三年除丧，明年禘于群庙，则《雍》为四年事。其馀则错互不可尽检，或与郑同。《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清庙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宫也，谓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诗也。庙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见，但以生时之居，立宫室象貌为之耳。成洛邑，居摄五年时。○庙，本又作“庙”，古今字也，苗笑反。杜预云：“肃然清净之称也。”雒音洛，本亦作“洛”，水名，字从水。后汉都洛阳，以火德，为水克火，故改为“各”傍“隹”。朝，直遥反。[疏]“《清庙》八句”至“王焉”。○正义曰：《清庙》诗者，祀文王之乐歌也。序又申说祀之时节，周公摄王之政，营邑于洛，既已成此洛邑，于是大朝诸侯。既受其朝，又率之而至于清庙，以祀此文王焉。以其祀之得礼，诗人歌咏其事，而作此《清庙》之诗，后乃用之于乐，以为常歌也。《周礼》四时之祭，其祭者，春曰祀，因春是四时之首，故以祀为通名。《楚茨》经云“烝尝”，序称“祭祀”，是秋冬之祭亦以祀目之。此祀文王，自当在春馀，序之称祀，不必皆春祀也。以《王制》之法及《郑志》所云：“殷礼：春礿、夏禘”，四时皆无祀名。而《商颂》之序亦称祀者，子夏生于周世，因以周法言之。《那》与《烈祖》皆云“烝尝”，而序称为祀，是祀为通名也。案《召诰》经、序营洛邑者，乃是召公所为，而云周公既成洛邑者，以周公摄行王事，君统臣功，故以周公为主。既成洛邑，在居摄五年，其朝诸侯则在六年。《明堂位》所云“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即此时也。成洛邑后年始朝诸侯，而此系之成洛邑者，以洛邑既成之后，朝事莫此之先，故系之也。此朝诸侯在明堂之上，于时之位，五等四夷莫不咸在。言率之以祀文王，则朝者悉皆助祭。序虽文主诸侯，其实亦有四夷，但四夷世乃一见，助祭非常，故略而不言之耳。诸侯之朝，当依服数而至，明堂之位，得夷夏并在者，以其礼乐初成，将颁度量，故特使俱至，异于常朝也。《顾命》诸侯见王之礼，召公率西方诸侯，毕公率东方诸侯，则率诸侯者皆二伯为之。此言率者，谓周公使二伯率之，以从周公祀文王也。文王之庙，虽四时常祀，而礼特异于常。诸侯皆在，祭事最盛，诗人述此祭而为此诗，故序备言其事。此经所陈，皆是祀文王之事。其言成洛邑，朝诸侯，自明祀之时节，于经无所当也。○笺“清庙”至“年时”。○正义曰：此解文王神之所居，称为清庙之意。以其所祭，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宫，故谓之清庙也。此所祭者，止祭文王之神，所以有清明之德者，天德清明，文王象焉，以文王能象天清明，故谓其庙为清庙。《乐记》曰：“是故清明象天。”是天德清明也。《孔子闲居》曰：“清明在躬。”注云：“谓圣人之德亦清明也。”《易》称“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是文王能象天也。贾逵《左传注》云：“肃然清静，谓之清庙。”郑不然者，以《书传》说《清庙》之义云：“于穆清庙，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泽，尊在庙中，尝见文王者，愀然如复见文王。”说《清庙》而言功德，则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静之义也。庙者，人所不居，虽非文王，孰不清静，何独文王之庙显清静之名？以此故不从贾氏之说也。言祭之而歌此诗者，谓周公之时，诗人述之，而作此《清庙》之诗。《墓门》云：“歌以讯之。”笺云“歌谓作此诗”是也。既作之后，其祭皆升堂歌之，以为常曲，故《礼记》每云“升歌《清庙》”，是其事也。立宫室象貌而为之者，言死者之宗庙，象生时之宫室容貌，故《冬官·匠人》所论宗庙及路寝，皆制如明堂。是死之宗庙，犹生之路寝，故云象貌为之。由此而言，自天子至于卿士得立庙者，其制皆如生居之宫矣。案《郑志》说《顾命》，成王崩于镐，因先王之宫，故有左右房，为诸侯制也。是文、武之世，路寝未如明堂。《乐记》注云：“文王之庙为明堂制。”则文王之庙，不类生宫，而云“象貌为之”者，文王以纣尚在，武王初定天下，其宫室制度未暇为天子制耳。若为天子之制，其寝必与庙同，亦是象王生宫也。若然，《祭法》注云：“宗庙者，先祖之尊貌也。”《孝经》注云：“宗，尊也。庙，貌也。亲虽亡没，事之若生，为立宫室，四时祭之，若见鬼神之容貌。”如此二注象先祖身之形貌者，以庙类生人之室，祭则想见其容，故彼注通言其意耳。作庙者为室不为形，必不得象先祖之面貌矣。知成洛邑，摄五年时者，《书序》云：“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如是，则作洛邑与成周，同年营之矣。《书传》说周公摄政五年营成周，故知洛邑亦以五年成之也。言此者，以成洛邑在五年，则朝诸侯在六年，明此朝诸侯与《明堂位》所朝为一事也。于穆清庙，肃雍显相。于，叹辞也。穆，美。肃，敬。雍，和。相，助也。笺云：显，光也，见也。于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庙也。其礼仪敬且和，又诸侯有光明著见之德者来助祭。○于音乌，注同，后发句皆放此，以意求之。相，息亮反，注同。见，贤遍反，下“著见”同。[疏]“于穆清庙”。○毛以为，于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庙也。其祭之礼仪，既内敬于心，且外和于色。又诸侯有明著之德来助祭也。其祭之时，又有济济然美容仪之众士亦来助祭。于此众士等，皆能执持文王之德，无所失坠。文王精神已在于天，此众士之行，皆能配于在天。言其行同文王，与之相合也。此明著诸侯与威仪众士长奔走而来，在文王之庙，后世常然，供承不绝，则文王之德，岂不显于天，岂不承于人？所以得然者，以文王之德，为人所乐，无见厌倦于人。斯由人乐之不厌，故皆奔走承之。○郑唯以骏奔走三句为异。言诸侯之与多士大奔走而来，在文王之庙，岂不光明文王之德与？言其光明之。岂不承顺文王之意与？言其承顺之。馀同。○传“于叹”至“相助”。○正义曰：于乎、于戏，皆古之呜呼之字，故为叹辞。“穆，美”，《释诂》文。《书传》云：“穆者敬之。”言穆为敬之美也。《乐记》引《诗》云：“肃雍和鸣。”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与和，何事而不行，是肃为敬，雍为和也。《释诂》云：“相、助，勴也。”俱训为勴，是相得为助。○笺“显光”至“助祭”。○正义曰：“显，光”，《释诂》文。定本、《集注》皆云“显，光也，见也”，于义为是。以此祀文王之歌，美其祀不美其庙，故云“周公之祭清庙也”。其礼仪敬且和者，谓周公祭祀能敬和也。以“肃雍”承“清庙”之下，宜为祭祀之事，而“显相”之文又在其下，明是相者肃雍，故属于周公，唯显相为诸侯耳。知显相是诸侯者，序言“朝诸侯，率以祀文王”，于此经当有诸侯之事。而下文别言多士，多士非诸侯，则显相是诸侯可知。于诸侯言相，明多士亦为相矣。此笺以肃雍属周公，而《书传》云“肃雍显相”，注云“四海敬和，明德来助祭”，以敬和为诸侯者，义得两通也。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执文德之人也。笺云：对，配。越，于也。济济之众士，皆执行文王之德。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犹配顺其素如存生存。[疏]传“执文德之人”。○正义曰：经云“秉文之德”，谓多士执文王之德，故传申其意，言此多士皆是执文德之人也。亦与郑同。○笺“对配”至“生存”。○正义曰：《释诂》云：“妃、合、会，对也。”是对为配之义。“越，于”，《释诂》文。济济之众士，谓朝廷之臣也。执行文王之德，谓被文王之化，执而行之，不使失坠也。言在天，则是有物在天而非天，此祀文王之事，故知在天谓文王精神已在天也。文王在天，而云多士能配者，正谓顺其素先之行，如其生存之时焉。文王既有是德，多士今犹行之，是与之相配也。序言“朝诸侯，率以祀文王”，止率诸侯耳。多士亦助祭，序不言率之者，王朝之臣，助祭为常，非所当率，故不须言也。以朝廷之臣亲受文王之化，故言秉文之德，则外臣疏远，言其自有光明，亦所以互相通也。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骏，长也。显于天矣，见承于人矣，不见厌于人矣。笺云：骏，大也。诸侯与众士，于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来，在庙中助祭，是不光明文王之德与？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顺文王志意与？言其承顺之也。此文王之德，人无厌之。○骏音峻。下篇同。射音亦，厌也。见厌，于艳反。下同。与音馀。下同。[疏]传“骏长”至“于人矣”。○正义曰：“骏，长”，《释诂》文。言长者，此奔走在庙，非唯一时之事，乃百世长然，故言长也。以文王精神已在于天，光显文王，是显于天也。此奔走助祭，是承事文王，故见承于人也。不见厌于人者，由文王德美，不为人厌，所以诸侯、多士奔走助之，结上助祭之意也。“见承于人”上，或有“不”字，衍字，与“不见厌”相涉为误。定本、《集注》并无“不”字。○笺“骏大”至“厌之”。○正义曰：“骏，大”，《释诂》文也。以诗人所歌，据其见事，非是逆探后世，不宜以骏为长。此承诸侯、多士之下，总言奔走，则文兼上事，故云“诸侯与众士，于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来，在庙中助祭”。以其俱来，故训骏为大。大者，多而疾来之意。《礼记·大传》亦云“骏奔走”，注“骏，疾也。疾奔走，言劝事也”。其意与此相接成也。又以上言“在天”者，见文王其身虽死，其道犹存，既言人能配行，故指在天为义。此言奔走在庙，主述祭时之事，无取于在天，故以为光明文王之德，承顺文王之意。光明文王之德，虽亦得为显之于天，但于文势直言人所昭见，不当远指上天，故易传也。此文王之德，人无厌之，即是不见厌于人，与传同也。《清庙》一章，八句。《诗经通论》：
颂大序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氏曰：「此特释周颂耳；鲁、商之颂则异于是。商颂虽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庙，述其生时之功，正是死后颂功，非以成功告神，其体异于周颂也。鲁颂主咏僖公功德，又与商颂异也。」又曰：「鲁颂之文尤类小雅；比于商颂，体制又异。」苏氏曰：「商、周二颂皆用以告神明，而鲁颂乃用以为善祷。后世文人献颂，特效鲁耳，非商、周之旧也。」按孔、苏二氏说周、鲁、商颂之异，可谓明了矣。周颂苏氏曰：「周颂皆是所施于礼乐，盖因礼而作颂，非如风、雅之诗有徒作而不用者也。」郑氏曰：「周颂者，其作在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之初」，非也。序、传亦同其意。颂有在武王时作者，有在昭王时作者；必以此拘，释诗所以多滞也。清庙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无韵。按颂为奏乐所歌，尤当有韵；今多无韵者，旧谓一句为一章，一人歌此句，三人和之，所谓「一唱三叹」则成四韵。愚谓此说是已，然「一唱三叹」恐不必如是泥解，即一人唱，一人和，便已成韵，未为不可也。○赋也。小序谓「祀文王」，是。大序谓「周公既作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谬也。按洛诰曰「则禋于文王、武王」又曰「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是洛邑既成，兼祀文、武，此诗专诰曰「则禋于文王、武王」又曰「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是洛邑既成，兼文、武，此诗专祀文王，岂可通乎！谓「朝诸侯，率以祀文王」，此本明堂位之邪说，谓周公践天子位、朝诸侯也，尤为诬妄。集传偏从序，何耶？
清庙，郑氏曰：「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宫；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此释清庙是。自杜预始以为「清静之庙」；集传仍之，释「清」为清静。夫「清」与「静」其义各殊，安得以「静」释「清」乎！集传于下篇维清，又释「清」为「清明」，何居？「济济」，整齐之意。集传释为「众」，亦非也。于棫朴「济济辟王」则说不去，又释为「容貌之美」，何居？然「济济辟王」之「济济」，亦只是仪度整齐，非容貌之美也。皆误。「对越在天」紧顶「秉文之德」来，惟其秉文之德，故可以对越文王在天之灵也；不必以「骏奔走在庙」句泥「在天」、「在庙」为对也。「不」，皆作「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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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廊多士方济济】《清隐堂歌为安城王使君赋》周是修·明
【济济多士美】《赠别全州四友》汤珍·明
【圣明济济誇多士】《石洲歌》符锡·明
【济济多士称栾巴】《周玄初祷雨诗》释德祥·明
【多士济济歌元良】《朝会乐器歌》查慎行·清
【济济多士；】《献王祠联》陈崇砥·清
（类似词句）对越在天
【对越在天】《晋四厢乐歌三首 正旦大会行礼歌》无名氏·魏晋
【对越在天】《郊庙歌辞 祭汾阴乐章 寿和》苏颋·唐
【对越兮在天】《九效 永固》葛立方·宋
【对越在天】《绍兴以后祀感生帝十六首 僖祖位酌献用《肃安》》郊庙朝会歌辞·宋
【对越在天】《景祐大享明堂二首 真宗配位奠币用《诚安》》郊庙朝会歌辞·宋
【对越在天】《绍兴以后时享二十五首 太祖室酌献用《皇武》》郊庙朝会歌辞·宋
【在天对越】《高宗郊祀前朝享太庙三十首 尚书彻豆用《丰安》》郊庙朝会歌辞·宋
【对越在天】《宁宗朝享三十五首 还位用《乾安》》郊庙朝会歌辞·宋
【对越在天】《宁宗朝享三十五首 还大次用《乾安》》郊庙朝会歌辞·宋
【对越在天】《高宗郊前朝献景灵宫二十一首 升殿用《乾安》》郊庙朝会歌辞·宋
【对越在天】《高宗郊前朝献景灵宫二十一首 望燎用《乾安》》郊庙朝会歌辞·宋
【对越在天】《熙宗大同之曲》无名氏·金
【对越在天】《显宗大宁之曲》无名氏·金
【对越在天】《皇帝饮福登歌夹钟宫福宁之曲》无名氏·金
【对越威灵在天表】《谒孝陵》李时勉·明
【对越神在天】《仲春释奠燕集存道斋分韵得天字》袁华·明
【对越昭昭俨在天】《圆明园四十景诗 鸿慈永祜》弘历·清
（类似词句）骏奔走在庙
【在庙心劳想骏奔】《圣驾视学有述》李东阳·明
【喜在庙而骏奔】《祖祠旋火联》陈梦池·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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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词句）不显不承
【不显不承】《晋郊祀歌三首 飨神歌》傅玄·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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