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早在周朝时，人们就已经开始取号。对此，《周礼》解释说，号是在人的名、字之外的尊称或美称。号的出现，使我国人名具备了完整的体系。
取号一般是自号，既不像帝王的年号、尊号及帝王将相的赐号那样刻板单调，也不像民间的诨号那样浅显和直白。
号和名之间在内容上不一定要有某些联系，而更多的是涉及人生。它总是在一个人有了一定的生活经历之后，才以自况的目的而出现。
特殊的时代，酝酿着特殊的情绪，特殊的处境，也决定着特殊的处事态度。号的出现，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关，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有关。
早期，有号的人多是那些圣贤雅士，如老子别号广成子。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有名字又有号的人并不太多。东汉以后，特另是两晋时期，司马氏实行高压政策，许多知识阶层的人深感愤懑和抑郁，他们或著文以宣泄，或隐逸求超脱，或取号以托情寄志。
东晋诗人陶渊明，他曾为彭泽令，因为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便解甲归田。他自号“五柳先生”，并以此作书名，书中表达自己毫无红尘杂念、闲静好学、安贫潇洒、清韵飘逸之志。
葛洪自号“抱朴子”，这种号是颇居匠心的。抱朴语出《老子》“见素抱朴，少而寡欲”。其立此号以自励，意在做一个守道笃行、不为物欲所惑的人。
到了隋唐时期，伴随着封建国家的强盛和文化的高度发达，在名、字之外另取别号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如李白号青莲居士、杜甫号少陵野老、白居易号香山居士，皆属此类。
至宋代，取号之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人们熟知的《水浒传》108将个个都有别号，便彰显着当时的社会风气。
著名女词人李清照，自靖康之难以后，连续遭到国破、家亡、夫死等沉重打击，这一切都使她看破了尘世的混沌。为寄托自己的情怀，她将自己在临安的寓所取名“易安室”，并自号“易安居士”。易安者，狭小的住处亦易安身也。她把这个号作为安慰心灵的调和剂。
明清人更把取号视为一种时髦，清人凌杨藻的《蠡勺编》中记载：阊市村垄，嵬人琐夫，不识丁者莫不有号，兼之庸鄙狂怪，松兰泉石，一坐百犯；又兄山则弟必水，伯松则仲必竹，不尤大可笑也哉。近闻妇人亦有之，向见人称冰壶老拙，乃嫠媪也。
也就是说，上至皇帝，下至一般黎民百姓，无论男女老少，几乎人人有号。甚至一些落草为寇的盗贼也有别号。一位县官在审理一桩窃案时，责难犯人为自己开脱罪责，犯人突然说道“守愚不敢。”县官不解，一问才知道是犯人在自称别号。在用字上，取号与取名、字不同，基本不受字数多少的限制。从已知的历代别号来看，有2字号，也有3字、4字号，甚至还有10余字、20余字的别号。
清代画家郑板桥的别号就有12字，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宗教界的一位叫释成果的法师，号为“万里行脚僧小佛山长统理天下名山风月事兼理仙鹤粮饷不醒乡侯”。其别号竟然用了近30个字，可谓姓名史上的一大奇观。
古人取号有较大的随意性，并且不必加以避讳，因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饱受文字狱和避讳之苦的明清人，促使他们在名字之外更取别号来表现自己。
大多数文人都取一个别号，但有些人的别号却有很多。元代末年著名诗人、画家王冕，字元章，号梅叟、老龙、老村、贩牛翁、竹斋生、煮石道者、闲散大夫、会稽外史、会稽山农、梅花屋主、九里先生、江南古客、江南野人、浮萍轩子、竹冠草人，等等。
宋代大文学家苏轼也是一个自号和别号极多的人，有出处可考的就达28个，如大苏、苏子、苏二、坡仙、文星、奎宿、大坡、苏长公、苏贤良、苏使君、苏学士、苏端明、眉山公、长帽公、笑履翁、王局翁、雪浪翁、西湖长、秃鬓翁、白发兄、眉山学士、峨眉先生、东坡居士、老泉山人、东坡道人、毗陵先生、妙善老人、苏文忠公等。
奋争的艰辛，成就的欣慰，无奈的幽默，苦辣酸甜，人生百味，尽在这一长串的雅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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